我的容貌在外科医生克莱尔的精心改造下，也发生了较大变化。


    我拿着清廷通缉自己的画像，在镜子前对比了一下，发现如今的我和画像只有七分相似。若非是老熟人，难以认出我是画中人。


    可以说，要回国的一切都准备就绪了。


    临走三天前，康寿延还送了一支特别袖珍的自动手枪给我。


    据他说，这把手枪比市面上的袖珍型自动手枪——m1906还要小巧玲珑，是勃朗宁公司的特制品，外人根本买不到。


    “那你是从哪里搞到这么小的枪？”


    “是我们公司的一个商业伙伴，送给这里轱辘多的礼物。他们公司和勃朗宁公司有业务往来。”


    我拿过来，放在掌心掂量了一下。这枪卸下弹匣后，大概不过才六两重。枪长不过十厘米左右，其隐蔽性确实好。


    “这枪叫什么名字？”


    “如果翻译成中文的话，叫做带刺的玫瑰。”


    “这么女性化的名字？”


    “这枪设计的初衷就是给女性防狼用的。我想，你回国后，说不定也用得上。我已经联系好做皮包的工匠，特意为这把枪，制作了一个专门的公文包。明天，我就让他把枪，缝在公文包的暗层里面，免得被海关查出来。”


    “谢谢。”


    “我们兄弟之间，说这些客气话干什么。还有这张支票，你也收下，也是花旗银行的。”


    “我这几年也赚了不少钱，你还给我支票干什么。”


    “钱这东西，多多益善嘛。万一你有急用呢。带上吧。两年后，你要是用不上，再带回来。”


    我接过支票，紧紧地拥抱了一下康寿延。


    8月3日，我和戈梅尔来到纽约港，准备登上“远航者号”邮轮。我父母和朋友们都来送行了，其中就包括赵子悠。


    她至今仍然未嫁。自从白萍病逝后，赵子悠来家中探望过我好几次。虽然彼此都没有挑明了说，但我知道，她在等我。


    可惜，我要回国了。


    赵子悠是最后一个走上前，为我送行。


    “两年后，你要回来美国吗？”


    “我想，我会的。”


    “那我就在纽约等你。”


    她突然紧紧地抱住我，在我耳边轻语，泪水滴在我肩膀上。


    “可是……”


    “不准说可是。你说过的话，不准反悔。我们拉勾。”


    “好。”


    我们两人像个孩子般，拉过勾后，都笑了。看着她破涕为笑的样子，我心里不禁有些愧疚。


    这时，港口再次响起喇叭声，督促没上船的旅客抓紧时间登船。


    一旁的戈梅尔说道：“师父，我们该走了。”


    “好，大伙再见。”


    “再见！”


    我拎上行李，和父母、朋友们相互挥手告别。


    走了一会，赵子悠又追上来，朝我喊道：“你要记得，我们拉过勾的！”


    “我记得！”


    我再次挥手，向赵子悠告别。她也拼命地挥舞着手。


    过了一会，汽笛声长鸣，远航者号缓缓驶出港口。我和戈梅尔站在甲板上远眺，依稀能看见他们还在原地，没有走。只是面容已经看不清了。


    我不禁感慨起来。


    人说，自古逢秋悲寂寥。而我恰好是秋季离开他们，难免会落寞。


    如果说，人生就像旅途。那么，我这一路走来，总有人半途离去。


    也许，一直陪伴我走完全程的，只有影子吧。


    1907年11月25日，远航者号终于驶入了广州港。


    记得九年前，我和康寿延他们来美国时，在海上走了五个多月。如今不到四个月，就横渡了太平洋。


    当我走下远航者号，站在祖国的土地上时，忍不住跪下来，从地上抓起一把泥土，嚎啕大哭起来。


    一会，戈梅尔也蹲下来，拍着我的后背，说道：“师父，没事了，没事了。到家了，应该高兴才是。”


    “你说的对。我们走吧。”


    我收拾了下心情，带上行李，继续前行。


    当天晚上，我和戈梅尔入住港口附近的一间客栈里。


    我买来酒、花生、烤鱼，在双人房里和戈梅尔对饮，又和他说起谭嗣同、我师父他们的事情。


    虽然在船上，戈梅尔已经听我讲起多次，但他依旧很有耐心地听。讲了一会，我自己也觉得太啰嗦了，便知趣地闭上了嘴巴。


    “师父，喝酒。”


    “好。”


    喝了几杯后，戈梅尔问道：“那接下来，师父有什么打算呢？”


    “自然是先带你在广州城玩几天，再去浏阳。”


    “那太好了。师父我敬你。”


    戈梅尔高兴地咧开了嘴。


    虽然我们一路上结伴而行，但目的不同。


    戈梅尔最希望领略中国的风土人情，自然要满足他的愿望。


    也许是第一次喝中国的白酒，酒量向来不错的戈梅尔醉倒了，躺在里面的另一张床上呼呼大睡。


    而我躺在靠窗的床上思绪翻滚，没有丝毫睡意。


    一会，我起身推开窗。一道月光照了进来。


    看着天上的明月，我突然想起，今天是十一月的第四个星期四，正是美国那边的感恩节。


    以前，每年逢到这个节日时，我们两家六口人就在一起，品尝火鸡及其他美食。


    哦，说错了。


    从前年起，我们两家变成了七口人，外加一个黑人保姆。


    前年三月，36岁的这里轱辘多生下一个小宝贝，男的。康寿延给他起名叫做康泽弘。为此，康寿延还请了一个黑人保姆，住在家中，专门照顾康泽弘。


    这时候，他们应该已经享受过了美食，正在围坐在一起聊天。


    或许，康寿延、这里轱辘多和我父亲，会举起红酒杯互敬；


    或许，我母亲正在给康泽弘，讲起中国的神话故事。她很喜欢这个小家伙。


    想着这些，我的眼角不禁湿润了。


    人真是种奇怪的动物。当我在大洋那边，想着这边；当我回到这边，却又想起那边，就像是一个人在玩跷跷板。


    自古情义难双全。


    也许，只要你做出选择，必然就会有得有失。


    但愿，明月能知我心。


    看了月亮一会，我把外衣解下，从里面内兜掏出珍藏的东西。


    左边的内兜里放的是师父的那封信和谭嗣同送给我的手帕。右边的内兜里放的是两张支票，一张是我的，另一张是康寿延的，还有少许碎银。


    这些银子是我和康寿延当初从香港离开时，剩下的。没想到，过了九年后，还能用上。


    信和手帕由于时间久远，已经有些泛黄了。


    在皎洁的月光下，我打开师父的信，再次看了一遍。一个不小心，一滴泪珠滴在纸上。我本能地想要擦去，却突然停住了，改为轻轻吹干它。


    许久，我把这些东西小心翼翼地收回去，再把窗关上，沉沉睡去。


    梦里，我感觉自己还在船上，身体轻轻晃动，任由那海浪推动着我，去到任何地方。


    第二天，我和戈梅尔先去美国花旗银行在广州的分行，取出部分钱，兑换成大清的银子，然后开始逛广州市。


    行走在广州街头，我有种恍如隔世的感觉。许久不见，广州繁华依旧。


    只是，我看不到任何一辆汽车，或者是电车。满街上都是靠人力拉动的黄包车。


    戈梅尔十分兴奋，看什么都好奇，一路上不停地和商贩们讨价还价。


    他现在说的官话已经十分标准，和大部分商贩沟通起来没有障碍。


    但是遇上粤语口音重的，戈梅尔也不得不用手来比比划划。


    在广州停留三天后，我们便前往湖南浏阳。12月6日上午十一点，我和戈梅尔来到了浏阳县城。


    在书信上，师父曾提过，李闰想要在浏阳创办一家女子学校。对了，她现在改名叫做臾生。


    只是不知道，她办成了没有。我便向当地人打听。果然，臾生回来湖南后，真的把学校办成了。


    听当地人的口气，臾生此举颇让浏阳人为之自豪。


    也是，自古只有男子读书，何曾听闻女子也可进入学堂。


    一问其详细地址，我傻眼了。


    原来，浏阳女子学校在几年前搬去长沙了，和另一所学校合并成为浏阳女子师范学校，座落在长沙城的学宫街。


    而我和戈梅尔却是刚刚从长沙过来。不得已，我们只好折返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