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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一十章 马屁阁老——张璁

    张璁,字秉用,号罗峰,后为避御讳,世宗赐名“孚敬”,字茂恭,浙江温州府永嘉县人,祖籍福建莆田,中期重臣,“大礼议”事件中重要人物。在世宗初年,三度位居首辅,史称“终嘉靖之世,语相业者,迄无若孚敬云”,官至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病逝后获赠为太师,谥文忠。


    张璁,少好经学,博学多才,十三岁作《题族兄便面》诗云:“有个卧龙人,平生尚高洁,手持白羽扇,濯濯光如雪,动时生清风,静时悬明月,清风明月只在动静间,肯使天下苍生苦炎热。”并对《三礼》造诣颇深,但七次进京科,均名落孙山,后在温州罗峰学院聚徒讲学。朱厚熜即帝位,张璁于奉天殿补行殿试,中二甲进士,观政礼部,从此进入仕途,时年四十七岁。


    世宗登基后,内阁首辅杨廷和等朝中大臣,要求世宗改称其伯父孝宗为父,伯母为母,而变其亲生父亲兴献王为叔父,生母为叔母。对于这一不近人情的主张,世宗认为这是割裂亲情、违悖常理的事,予以严词拒绝,并以退位来表示自己的决心,以此引发了大礼议之争。观政进士张璁上疏表示异议:“朝议说皇上入嗣大宗,宜称孝宗皇帝为皇考,改称兴献王为皇叔父,兴献王妃为皇叔母的事情,不过拘执汉定陶王、宋濮王的事,谓为人后者为之子,不得复顾其私亲之说耳。夫天下岂有无父母之国哉!臣厕立清朝,发愤痛心,不得不为皇上明辨其事。”


    张璁指出:汉哀帝、宋英宗为定陶王、濮王之子,是因成帝、仁宗无子,皆预立为皇嗣,养于宫中,尝为人后。今武帝已嗣孝宗十七年,“臣读祖训曰:凡朝廷无皇子,必兄终弟及。……今武宗无嗣,以次属及,则皇上之有天下,真犹高皇帝亲相授受者也。故遗诏直曰:‘兴献王子伦序当立。’初未尝明着为孝宗后,比之预立为嗣养之宫中者,其公私实较然不同矣。”世宗得张璁疏,说:“有此论,我们父子的关系可以保全了。”张璁以大礼议未定,复上疏进《大礼或问》,致仕大学士杨一清看后说:“张璁的说法,如同圣人,不会改变。”展示了以人为本的政治理想,从而受得世宗的信服和重用。


    在嘉靖时期,社会最突出的冲突之一是贫富不均的加剧,皇宫、王府及勋戚占有大量的土地谓之庄田,权贵豪强和地方恶棍,妄指民田为官田,以之进奉王府、勋戚,结交权贵而谋私利。土地兼并的严重致使,大批丧失土地的农民背乡离井而为流民。武宗时全国流民已达600余万,占总人口的十分之一,造成农民暴动接踵而起,基于此,张璁进行一系列政治、制度方面的改革,社会改革的首要任务是抑制土地兼并的进一步恶化,把农民稳定在土地上。


    在当时,土地兼并最为激烈、数量最大的是皇宫、王府、勋戚等所占有的庄田,仁宗建立皇庄,到武宗时已增至200多处,仅畿内皇庄就占地顷。藩王、勋戚、宦官等向皇帝乞请和强占民田,庄田有332处,占地余顷。“为民厉者,莫如皇庄及诸王、勋戚、中官庄田为甚”,其严重程度已到了天下额田减半:“自洪武迄弘治百四十年,天下额田已减强半,而湖广、河南、广东失额尤多。非拨给于王府,则欺隐于猾民”。这就是说,赋田约减少了427万顷,世宗即位后,为革此弊政,稳定社会秩序,曾两次清理京畿庄田,而宦戚辈中挠,世宗犹豫,收效甚微。


    张璁入阁后坚决清理庄田,并由畿辅扩大到各省,由庄田兼及僧寺产业,查勘京畿勋戚庄田528处,计余顷,其中余顷分别还给业主等。撤回管庄军校,严定禁革事例,不许再侵占或投献民田,违者问罪充军,勋戚大臣亦参究定罪。这样相对地缓和及消除土地兼并的冲突和百年积弊,使社会秩序趋向稳定,为明王朝统治的延续起到了重要作用。


    科举制度是明朝政府选拔官员的主要途径,但在具体的运作过程当中,暴露了许多弊端,产生了明显的负效应。如正德年间国子监祭酒陆深在一篇奏疏中认为,科举所取的士子往往是浮华而无实用。张璁改革科举制度,重新规定考试文体,提高应试者素质,由于科举名额极为有限,不可能网罗天下所有的真才,使许多士子难以通过科举而成为进士。于是,张璁推行三途并用之法,改革用人制度,在改革初期,阻力较大,如明人焦竑批评:张璁“为人刚愎,故所行多纵苛刻,如沙汰生员之举,是何意义!”出现这种因循之论并不为怪,其反映了一部分人的短视之见,张璁改革科举制度,改变学风,强化学校的教育功能,考汰之法,以及对提学官的大力整顿,取得了显着的成效。


    明代名臣张居正,以自己少年时的亲身体验对嘉靖前期整顿学政的成就,予以极高的评价,他说:“臣等幼时,犹及见提学官多海内名流,类能以道自重,不苟徇人,人亦无敢干以私者。士习儒风,犹为近古。”可以说,嘉靖前期是明代历史上整顿学风成效最为显着的时期。


    官吏的贪赃枉法,是政治腐败,社会动乱的原因之一,亦是君主专制社会的大患,张璁上疏奏皇帝,依律治罪贪官污吏。在掌管都察院时,向世宗奏上《宪纲》,择其中最急切者七条陈之,依照宪纲实行,可严肃风纪,整顿官员作风,提高工作效率。


    在任用官吏方面,主张推举“廉能爱民者”,不受资历限制,在《论用人》疏上说:“近该北直隶巡抚官奏,欲尽将进士、举人选补此地方州县正官,臣思之心有未安。”张璁认为:无论在何地,无论什么官职、学历,只要廉洁爱民,都可以推举任用。


    张璁因为名字犯世宗的名讳,请求改名,世宗就赐他名孚敬,字茂恭,御书四个大字给他。时吏部侍郎徐缙询私纳贿,经举发受都察院勘问,徐求解脱,投书行贿于张璁,张发其私,由“法司同证徐缙贿孚敬事,黜为民”,此事使朝野受到震动。


    张璁的改革与反腐损害了皇亲国戚、太监、官吏、权贵阶级的既得利益,不能不引起他们的仇恨,弹章不绝。但由于他一切秉公,亦奈何他不得,张璁几次致仕离京,犹如一介寒儒,他一再告诫家乡族人不要因他在朝做高官,便倚势凌人干不法事,居朝十载,不进一内臣,不容一私谒,不滥荫一子侄。


    张璁得疾,屡请致仕,世宗不允,为之亲制药饵,张璁在朝房值班时昏晕过去,不省人事一天多,因病情急剧加重,世宗不得已乃许致仕回家调养。世宗多次派人去温州瑶溪贞义书院看望张璁,并几次下旨召张璁到京复任,但都因身体原因未能到京。后来,张璁病殁于温州,卒年六十五岁,此时尚居于承天府的世宗伤悼不已,赐祭葬有加,赠太师,谥文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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