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坐着，你盪我。”你说。


    “我把你盪到天上去。”


    “带上白狗。”


    “你别想花花点子了。”


    你把白狗叫过来，你说：“白狗，让你也恣悠恣悠。”


    你一只手扶住绳子，一只手揽住白狗，它委屈地嘤嘤着。我站在踏板上，用双腿夹住你和狗，一下一下用力，鞦韆渐渐有了惯性。我们渐渐升高，月光动盪如水，耳边习习生风，我有点儿头晕。你格格地笑着，白狗呜呜地叫着，终于悠平了横樑。我眼前交替出现田野和河流，房屋和坟丘，凉风拂面来，凉风拂面去。我低头看着你的眼睛，问：“小姑，好不好？”


    你说：“好，上了天啦。”


    绳子断了。我落在鞦韆架下，你和白狗飞到刺槐丛中去，一根槐针扎进了你的右眼。白狗从树丛中钻出来，在鞦韆架下醉酒般地转着圈，鞦韆把它晃晕了……


    “这些年……过得还不错吧？”我嗫嚅着。


    我看到她耸起的双肩塌了下来，脸上紧张的肌肉也一下子松弛了。也许是因为生理补偿或是因为努力劳作而变得极大的左眼里，突然she出了冷冰冰的光线，刺得我浑身不自在。


    “怎么会错呢？有饭吃，有衣穿，有男人，有孩子，除了缺一只眼，什么都不缺，这不就是‘不错’吗？”她很泼地说着。


    我一时语塞了，想了半天，竟说：“我留在母校任教了，据说，就要提我为讲师了……我很想家，不但想家乡的人，还想家乡的小河、石桥、田野、田野里的红高粱、清闲的空气、婉转的鸟啼……趁着放暑假，我就回来啦。”


    “有什么好想的，这破地方。想这破桥？高粱地里像他妈×的蒸笼一样，快把人蒸熟了。”她说着，沿着漫坡走下桥，站着把那件泛着白硷花的男式蓝制服褂子脱下来，扔在身边石头上，弯下腰去洗脸洗脖子。她上身只穿一件肥大的圆领汗衫，衫上已烂出密密麻麻的小洞。它曾经是白色的，现在是灰色的。汗衫扎进裤腰里，一根打着卷的白绷带束着她的裤子，她再也不看我，撩着水洗脸洗胳膊。最后，她旁若无人地把汗衫下摆从裤腰里拽出来，撩起来，掬水洗胸膛。汗衫很快就湿了，紧贴在肥大下垂的辱房上。看着那两个物件，我很淡地想，这个那个的，也不过是那么回事。正像乡下孩子们唱的：没结婚是金奶子，结了婚是银奶子，生了孩子是狗奶子。我于是问：


    “几个孩子了？”


    “三个。”她拢拢头髮，扯着汗衫抖了抖，又重新塞进裤腰里去。


    “不是说只准生一胎吗？”


    “我也没生二胎。”见我不解，她又冷冷地解释，“一胎生了三个，吐噜吐噜，像下狗一样。”


    我缺乏诚实地笑着。她拎起蓝上衣，在膝盖上抽打几下穿到身上去，从下往上扣着纽扣。趴在糙捆旁边的白狗也站起来，抖擞着毛，伸着懒腰。


    我说：“你可真能干。”


    “不能干有什么法子？该遭多少罪都是一定的，想躲也躲不开。”


    “男孩儿女孩儿都有吧？”


    “全是公的。”


    “你可真是好福气，多子多福。”


    “豆腐！”


    “这还是那条狗吧？”


    “活不了几天啦。”


    “一晃儿就是十几年。”


    “再一晃儿就该死啦。”


    “可不，”我渐渐有些烦恼起来，对坐在糙捆旁边的白狗说，“这条老狗，还挺能活！”


    “噢，兴你们活就不兴我们活？吃米的要活，吃糠的也要活；高级的要活，低级的也要活。”


    “你怎么成了这样？”我说，“谁是高级？谁是低级？”


    “你不就挺高级的吗？大学讲师！”


    我面红耳热，讷讷无言，一时觉得难以忍受这窝囊气，搜寻着刻薄词儿想反讥，又一想，罢了。我提起旅行袋，干瘪地笑着，说：“我可能住到我八叔家，你有空儿就来吧。”


    “我嫁到了王家丘子，你知道吗？”


    “你不说我不知道。”


    “知道不知道的，没有大景色了。”她平平地说，“要是不嫌你小姑人模狗样的，就抽空儿来耍吧，进村打听‘个眼暖’家，没有不知道的。”


    “小姑，真想不到成了这样……”


    “这就是命，人的命，天管定，胡思乱想不中用。”她款款地从桥下上来，站在糙捆前说，“行行好吧，帮我把糙掀到肩上。”


    我心里立刻热得不行，勇敢地说：“我帮你背回去吧！”


    “不敢用！”说着，她在糙捆前跪下，把背棍放在肩头，说，“起吧。”


    我转到她背后，抓住捆绳，用力上提，借着这股劲儿，她站了起来。


    她的身体又弯曲起来，为了背着舒适一点儿，她用力地颠了几下背上的糙捆，高粱叶子沙沙啦啦地响着。从很低的地方传上来她瓮声瓮气的话：


    “来耍吧。”


    白狗对我吠叫几声，跑到前边去了。我久久地立在桥头上，看着这一大捆高粱叶子在缓慢地往北移动，一直到白狗变成了白点儿，人和糙捆变成了比白点儿大的黑点儿，我才转身往南走。


    从桥头到王家丘子7里路。


    从桥头到我们村12里路。


    从我们村到王家丘子19里路，八叔让我骑车去。我说算了吧，十几里路走着去就行。八叔说：现在富了，自行车家家有，不是前几年啦，全村只有一辆半辆车子，要借也不容易，稀罕物儿谁不愿借呢。我说我知道富了，看到了自行车满街筒子乱蹿，但我不想骑车，当了几年知识分子，当出几套痔疮，还是走路好。八叔说：念书可见也不是件太好的事，七病八灾不说，人还疯疯癫癫的。你说你去她家干什么子，瞎的瞎，哑的哑，也不怕村里人笑话你。鱼找鱼，虾找虾，不要低了自己的身份啊！我说八叔我不和您争执，我扔了二十数三十的人啦，心里有数。八叔悻悻地忙自己的事去了，不来管我。


    我很希望能在桥头上再碰到她和白狗，如果再有那么一大捆高粱叶子，我豁出命去也要帮她背回家；白狗和她，都会成为可能的嚮导，把我引导到她家里去。城里都到了人人关注时装、个个追赶时髦的时代了；故乡的人，却对我的牛仔裤投过鄙夷的目光，弄得我很狼狈。于是解释：处理货，3块6毛钱一条——其实我花了25块钱。既然便宜，村里的人们也就原谅了我。王家丘子的村民们是不知道我的裤子便宜的，碰不到她和狗，只好进村再问路，难免招人注意。如此想着，就更加希望碰到她，或者白狗。但毕竟落了空。一过石桥，看到太阳很红地从高粱棵里冒出来，河里躺着一根粗大的红光柱，鲜艷地染遍了河水。太阳红得有些古怪，周围似乎还环绕着一些黑气，大概是要落雨了吧。


    我撑着摺叠伞，在一阵倾斜的疏雨中进了村。一个仄楞着肩膀的老女人正在横穿街道，风翻动着长大的衣襟，风使她摇摇摆摆。我收起伞，提着，迎上去问路。“大娘，暖家在哪儿住？”她斜斜地站定，困惑地转动着昏暗的眼。风通过花白的头髮，翻动的衣襟，柔软的树木，表现出自己来；雨点大如铜钱，疏可跑马，间或有一滴打到她的脸上。“暖家在哪住？”我又问。“哪个暖家？”她问。我只好说“个眼暖家”。老女人阴沉地瞥我一眼，抬起胳膊，指着街道旁边一排蓝瓦房。


    站在甬道上我大声喊：“暖姑在家吗？”


    最先应了我的喊叫的，是那条黑爪子老白狗。它不像那些围着你腾跃咆哮、仗着人势在窝里横咬不死你也要吓死你的恶狗，它安安稳稳地趴在檐下铺了干糙的狗窝里，眯fèng着狗眼，象徵性地叫着，充分显示出良种白狗温良宽厚的品质来。


    我又喊，暖在屋里很脆地答应了一声，出来迎接我的却是一个满腮黄鬍子两只黄眼珠的剽悍男子。他用土黄色的眼珠子恶狠狠地打量着我，在我那条牛仔裤上停住目光，嘴巴歪歪地撇起，脸上显出疯狂的表情。他向前跨一步——我慌忙退一步——，翘起右手的小拇指头，在我眼前急遽地晃动着，口里发出一大串断断续续的音节。我虽然从八叔的口里知道了暖姑的丈夫是个哑巴，但见了真人狂状，心里仍然立刻沉甸甸的。独眼嫁哑巴，弯刀对着瓢切菜，按说也并不委屈着哪一个，可我心是仍然立刻就沉甸甸的。


    暖姑，那时我们想得美。蔡队长走了，把很大的希望留给我们。他走那天，你直视着他，流出的泪水都是给他的。蔡队长脸色灰白，从衣袋里摸出一把牛角小梳子递给你。我也哭了，我说：“蔡队长，我们等你来招我们。”蔡队长说：“等着吧。”等到高粱通红了的深秋，听说县城里有招兵的解放军，咱俩兴奋得觉都睡不稳了。学校里有老师进县城办事，我们托他去人武部打听一下，看看蔡队长来没来。老师去了。老师回来了。老师对我们说：今年来招兵的解放军一律黄褂蓝裤，空军地勤兵，不是蔡队长那部分。我失望了，你充满信心地对我说：“蔡队长不会骗我们！”我说：“人家早就把这码事忘了。”你爹也说：“给你们个棒槌，你们就当了针。他是拿你们当小孩哄怂着玩哩，好人不当兵，好铁不打钉，混混毕了业，回家来拉弯弯铁，别净想俏事儿。”你说：“他可没把我当小孩子。他决不能把我当小孩子。”说着，你的脸上浮起浓艷的红色。你爹说：“能得你。”我惊诧地看着你变色的脸，看着你脸上那种隐隐约约的特异表情，语无伦次地说：“也许，他今年不来后年来，后年不来大后年来。”蔡队长可真是个仪表堂堂的美男子啊！他四肢修长，面部线条冷峭，胡楂子总颳得青白。后来，你坦率地对我说，他在临走前一个晚上，抱着你的头，轻轻地亲了一下。你说他亲完后呻吟着说：“小妹妹，你真纯洁……”为此我心中有过无名的恼怒。你说：“当了兵，我就嫁给他。”我说：“别做美梦了！倒贴上200斤猪肉，蔡队长也不会要你。”“他不要我，我再嫁给你。”“我不要！”我大声叫着。你白我一眼，说：“烧得你不轻！”现在回想起来，你那时就很有点儿样子了。你那花蕾般的胸脯，经常让我心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