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成功！”


    我听到有人在耳边喊叫，并感到有人在拍打我的肩膀。努力定神，摆脱幻觉，才发现我正搂着一棵煳满了干牛屎的柳树啃树皮。我满脸都是幸福的泪水。


    方碧玉惊讶地看着我，问：


    “你得了失心疯了是不是？”


    我羞得要命，支吾道：


    “我故意出洋相逗你笑。”


    “吓我一跳，我还以为发了几个钱把你欢喜疯了呢。”


    “瞧你说的，碧玉姐，我马成功再没出息也不会到那种程度。”


    “好吧好吧，”她说，“咱结个伴回趟家吧。”


    “我在这就是为等你的嘛。”


    “走吧。”


    “走。”


    踢着石头往前走。


    “碧玉姐，你每天开多少钱？”


    “一元二角五分。”


    “你呢？”


    “一元三角五分。”


    “你们抬大篓子出大力。”


    “挣钱多的不出力，出力多的不挣钱。”


    “你知道孙红花她们几个干部子女挣多少？”


    “我不知道。”


    “一元三角。”


    “比你们多，你不是技术能手吗？”


    “那管什么用？”


    我们悠闲自在地向前走，其实我并不悠闲，一方面适才那场梦幻的余毒尚未完全清除，我还把一半身心浸泡在幸福的药酒里——或者说我的脑袋还在天上身体在地上——幸福的感觉像发了疯的狗一样追逐着我狂吠，使我不能很实事求是地与这位被我臆造出来的爬山虎姑娘枪毙掉的方碧玉交谈——爬山虎犹如天边的彩霞渐渐消散，只剩下一团模煳的暗红存在于我的意识之中——另一方面我的靠心脏部位的衣兜里装着三个月劳动换来的人民币，我强烈感觉到它们的存在，感觉到它对我的心脏乃至神经系统所施加的巨大压力。它使我精神沉重肉体轻飘。上述两方面都证实了我与方碧玉同行的第一阶段我是一个精神与肉体分裂了的二元论者。


    走着走着就晚霞满天了。爬山虎已融进晚霞，与我脱离了假想的夫妻关系。土路上有迈着沉重的步伐自田野返回的农民。他们脸上都蒙着一层厚厚的尘土。我和方碧玉与他们擦肩而过时，感到他们用仇恨的目光斜视着我们。我下意识地按按衣袋，人民币一沓全在。田野已基本光秃秃了，只有一小片一小片的棉花柴还没拔。偶尔也有一棵树在路边挑着碧绿的叶子，生出许多妖气来，因为别的树都已落叶惟独它不落叶。那次给我印象最深至今难以忘记的是一个体重足有二百斤的大胖子开着一辆用12马力柴油机组装成的小拖拉机。他端坐在驾驶座上，俨然一座巍巍肉山。车后的小挂斗上，竟插着八面大红旗，显得诡怪而神秘。开车的大胖子是我小学的同学，他把拖拉机的油门开到最大，黑烟滚滚，红旗猎猎，十分英勇悲壮。我和方碧玉向他打招唿。他对我们的招唿不屑一顾。他严肃的面孔在我们眼前一闪而过。


    我跟方碧玉相视一笑，顿时觉得周身通电，精神振奋，如同中了魔法。我们同时转身同时说：


    “追上他！”


    道旁的百姓害怕这挂着旗子的车如同害怕一车烈火，纷纷闪到路边，有急忙中扭了脚的也不足为奇。有一头毛驴受了惊吓，拖着地排子车蹿到路沟里去了。赶车的农民扯着嗓子骂，不知他是骂驴还是骂车。那天的情景经常像电影一样在我脑海里闪出：一辆妖怪车在前跑，两个傻男女在后边追。


    追呀追呀追呀追！


    追上了。


    大胖子剎住车，挪下车来，问我们：


    “你们追我干什么？有事吗？”


    我不满地说：


    “开这么个破车，老同学叫着都不答应，要是开上吉普车，连你爹叫你也不会应。”


    “老同学，你胡咧咧什么？”他弥勒佛一样笑着说，“我光顾聚精会神开车了，目不斜视，哪能看到你们？方碧玉你说对不对？”


    方碧玉嘻嘻地笑起来。


    “你开这车干什么去？”我问。


    “不干什么。”他认真地回答。


    “那你把我们送回家去行吗？”方碧玉问。


    “当然行啦。”他说，“只要你大妹妹开了金口，甭说送到家，送到北极去都行。”


    他站在车下拧着方向盘调转了车头，说：


    “上来吧，你们。”


    他跨上车，说：


    “坐稳，走啦。”


    扑扑通通一阵响，机器冒着黑烟，吭吭哧哧往前爬。


    我说：“跑快点嘛。”


    他说：“你别吵吵好不好？嫌慢坐炮弹去。”


    忽听背后有人喊叫：


    “方碧玉——方碧玉——小方——”


    原来是李志高。


    我说：“等等他。”


    胖子说：“就你嗦，让他追就是了。”


    李志高追上来，一个蹿跳上了车，跟方碧玉坐在一起，气喘嘘嘘地说：


    “一转眼就不见了你们，我到处找，有人说你俩结伴回家啦，把我急得呀，在门口转呀转，一转眼看到你们在车上。”


    “你不回家？”方碧玉冷淡地问。


    “我没有家，”李志高说，“革命者四海为家嘛。”


    “找我有事？”方碧玉问。


    “没什么事，”李志高脸皮有点红，说，“反正我无家可归，想送送你们。”


    “方碧玉武功超群，八个小伙子也近不了她的身，还用你送？”我说：“李大哥你回去吧。”


    他说：“送送吧，这么威风体面的红旗车，我坐会儿过过瘾。”


    夜色渐渐洇上来，一钩新月在西南方很矮地挂着。棉花加工厂那盏水银灯亮了，碧绿碧绿，像魔鬼的眼睛。胖子把车灯打开，本来有两只灯，坏了一只，只亮一只，独眼龙，一道略呈绿色的白光，照着崎岖的路面。


    走了一会儿，胖子停车，说：


    “你们下去吧，快到村了。”


    “胖子，送人送到家。”我说。


    “不行不行，我有任务，耽误了不得了。”


    “下吧下吧，”方碧玉跳下来说，“你快回吧，耽误你功夫真不好意思。”


    李志高也跳下来。方碧玉说：


    “你就别下了，顺便坐回去吧。”


    “不，不，”李志高说，“我愿意走走。”


    胖子调过车头，一加油门，窜了。


    方碧玉说：“老李，你快回吧，俺到村了，没法招待你。”


    李说：“没事没事，我侦察过你们村的地形，村头有个麦糙垛，垛上有一个大窟窿，送你们到村后，我钻到糙垛里去睡一夜，明早你们回厂时叫我一声，咱们一块走。”


    “你这人有神经病吧？”方碧玉说。


    “我这人喜欢冒险，喜欢干别人不敢干的事情！”他说。


    方碧玉再也没有吱声。


    到了村头，李志高果然钻到糙垛里去了。


    方碧玉站在糙垛前，想说什么又没说出来，星光洒下来，一切都朦胧，失去了真面目。


    后来我一直在想，如果李志高不英勇地夜宿糙垛，就不会有紧随其后的浪漫故事。我猜想，事情发展到危急关头，方碧玉也许会捶打着李志高的胸膛，悲愤交集地哭诉：为什么？你为什么要在那麦糙垛里过夜？到了这步田地，你又软了，熊了，像受了惊吓的鳖一样，把脖子缩了回去！


    “多少缠绵曲折的男女爱情故事，都沉痛地证明和宣告：女人的爱情之火一旦燃烧起来，就很难扑灭；而男人，在关键时刻总是像受了惊吓的鳖一样，把脖子缩了起来。”十八年后，我喝了一大杯酒对着与我对饮的李志高说。


    李志高头髮根部颜色红黄，一看就知道是染过了的。他已是县棉油厂副厂长，四十多岁的人了。他喝了一口酒，用筷子挑挑捡捡夹了一根碧绿的菜梗放到嘴里，愁苦满面地说：


    “活到如今，我只信命，别的什么都不信了。”


    我正准备激烈地反驳他时，他的十八岁的女儿李棉花穿着一身艷丽的衣裳闯了进来。这姑娘很像孙红花。她咕嘟着嘴对李志高说：


    “爸爸，我要改名字！”


    “为什么？”李志高问。


    她说：“你给我起了这么个破名字，丑名字，土名字，同学们都笑话我。”


    “我跟你妈是在棉花加工厂里相识、结婚，然后有了你，所以叫你‘棉花’。”李志高说。


    她反驳道：“在棉花加工厂里相识就叫我‘棉花’，要是在化肥厂里相识就该叫我‘化肥’，在橡胶厂里相识就该叫我‘橡胶’是不是？”


    李志高苦笑着说：“胡搅蛮缠！你打算改成什么名字？”


    她说：“我准备改成李口百惠子！”


    李志高说：“随你自己的便吧，你改成山本五十六我也不管了。”


    我相信，方碧玉和李志高的浪漫史上最幸福、最富有爱情特徵的一夜，也是李志高夜宿糙垛的一夜。过了这一夜，他们的关系便突飞勐进，迅速发展，很快把事情推向高cháo，同时也推向深渊。


    那天，他沾着一头麦糠与我们同归棉花加工厂。在冉冉上升的朝阳里，他头上的麦壳像黄金，他的微笑也像黄金一样灿烂。


    经过一夜的思想斗争，我虽然痛苦但却清楚地意识到：方碧玉与李志高才是天生的一对，我不是李的势均力敌的对手。我缺少夜宿糙垛的勇气。我决定退居二线，发扬风格，为他们二人穿针引线，搭桥铺路，充当一个光荣、高尚的第三者。在我还年轻的时候，能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