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竟成了国支书派到方碧玉身边的坐探，真卑鄙。他哪里知道我早就迷恋上了方碧玉，他妈的。


    一只碧绿的蚂蚱落到国忠良裤腿上，裤子也是新的。这个高大魁梧的男人满脸哭相，跟着我们往前走。我距离方碧玉五米近，他距离我五米远。我离方碧玉近，他离方碧玉远。我暗暗得意。我插在了这一对未婚夫妇之间。道路两边全是一望无际的棉田，经霜的棉叶一片深红，已经有零星的棉桃绽开了五瓣的壳儿，吐出了略显僵硬的白絮。新棉就要上市了。我再不用弯着腰杆子摘棉花了。方碧玉也一样。她穿着一身学生蓝的军便服，显得英俊而潇洒，像个知识青年，只可惜衣兜盖上没别上一支钢笔。


    就那样保持着距离又走了一会儿。方碧玉又一次站住，等到我和国忠良磨蹭到身边，她说：


    “回去问问你爹娘，要是不放心就弄我回去。”


    国忠良脸上的变化同前次一样，手的动作也一样。终于他说：


    “那你……走吧……俺爹说，你在他手心里攥着呢，他能弄你出来，也能弄你回去。”


    我看到方碧玉一脸激动的表情。她什么也没说，转身就走。果然是自小习练武功的人，腿脚矫健，腰肢灵活，仿佛全身都装着轴承和弹簧。


    我紧着腿脚追赶方碧玉，累得气喘吁吁，浑身臭汗。走了好远，我一回头，发现国忠良还站在那儿，手掌罩在眉上，望着我们。阳光照耀着他，使他通体发亮，仿佛一个刚从窑里提出来的大釉缸。


    为什么一表人才的方碧玉会跟疤瘌眼子国忠良订婚？对此村里传闻很多。有说方碧玉的爹要攀高枝。有说方碧玉要藉机跳出农村。有说方碧玉早就被支书睡了，老支书为子辛劳，等等。这些流言蜚语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方碧玉要嫁给国忠良，对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又似乎无所谓。我沉浸在离开农村进工厂的巨大幸福中，尽管是临时工，季节工。


    棉花加工厂有一个很大的门口，有两扇底下装着铁轮子的花格子铁门。门旁的空地竖着红漆大标牌，写着“严禁菸火”之类与政治无关的口号和“严防阶级敌人破坏”之类与政治有关的口号。门口里侧有两间警卫室。有一个穿着一件破旧军衣的瘦男人，搂着一桿锈迹斑斑的“七九”步枪，坐在门边一把椅子上，时而打瞌睡，时而目光如电，追逐着面前马路上来往的行人。我和方碧玉走到门口时，看门人握紧枪桿盘问我们。我发现他的目光搜索着方碧玉周身上下。我感到他的目光如一双贪婪的手，把方碧玉身上的衣服剥得干干净净。他根本没把我放在眼里。他的脖子随着方碧玉移动。他撇腔拿调地讲着令人周身起鸡皮疙瘩的普通话。后来我们知道这条把门虎是一位復员兵、正式工，吃国库粮，是棉花加工厂党支部委员，厂保卫组组长，姓孙名禾斗，已婚，老婆在农村。孙组长奇瘦，眼贼大。


    进大门后的第一排房屋是厂办公室，门口挂着红字标牌。我和方碧玉都认几个字，冲着办公室便进。方碧玉适才与那看门人对答时就一扫在路上那种沉闷忧悒的情绪，精神抖擞、容光焕发，仿佛换了一个人。


    办公室里有六张桌子，每张桌子前都坐着一个或两个人。后来我们知道，那两位对弈的胖子一为厂长一为书记。他俩一边下棋一边斗嘴，互相挖苦，妙语如糖球山楂葫芦串。还有一部笨重的老式手摇电话机蹲在棋盘旁边，很威风。


    “同志，谁管登记？”自然是方碧玉问话。


    我看到了我叔，坐在一张桌子前，埋头打算盘记帐，心中竟升起一种自豪感。我感到自己的条件比方碧玉优越。


    叔叔抬起头，看到了我们。他没搭理我，却冲着方碧玉很热情地打招唿。叔叔把我和方碧玉介绍给书记和厂长，他们胡乱应付了几句，低头继续斗棋。屋子里其他人的目光却被方碧玉吸引住了。她的脸稍微红了一下。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说：


    “到这边来登记。”


    我们把村里的证明信交给男人，后来知道他姓蔡。据说他本该转成正式工人，所有的表格都填了，但最终被人告了，说他老婆有神经病。满嘴脏话的採购员周鸣说：老蔡真冤枉，转你的正，又不是转你老婆的正，老婆有神经病碍你转正屁事？老蔡你当时怎么不去县里找一找，没准就找回来一只铁饭碗，一辈子甭发愁，你真是个老实人。老蔡呀！


    老蔡推给我们一个簿子，递过一支原子笔，让我们按着栏目填写。什么籍贯姓名性别年龄是否党团员家庭成份社会关系等等。一本正经，跟工人阶级沾点边就不一样，激动得我和方碧玉手指捏不住笔桿手心里冒汗。


    “你二大爷的，你那个马什么时候跳到这儿来的？”高个胖子说。


    “二大爷我的马早埋伏在这里等着你啦！走呀！走！看你还有什么高招。”矮个胖子说着，将自己的一颗棋子砸在对方的一颗棋子上。


    “同志，俺该填虚岁还是填实岁？”方碧玉问。


    “你实岁多少虚岁又多少？”老蔡问。


    “实岁22，虚岁23，属大龙的。”


    “按实岁填吧。”老蔡说。


    填完了表格，交给老蔡。老蔡指着一位独臂小伙子说：


    “你们吃饭的事去问他。”


    那小伙子面色苍白，人很清秀，不知怎么少了一只胳膊，别人说笑，他不吭气，神色忧悒地盯着墙壁。很快我们就知道了他姓秦名山，有喜欢念别字的人把他的名字念成“泰山”后，大家便叫他泰山了。他那条胳膊是锯齿剥绒机切掉的，算是工伤，厂里照顾他，让他担任了生活会计，挺轻松挺有油水的一桩美差。他垂着一只空荡荡的衣袖，乍一看挺别扭，看惯了也不觉得他身上缺什么东西。他冷冷地告诉我们只要我们把粮食投到食堂里，就能换到饭票，如要吃菜可以拿钱买菜金，一元兑一元，一角兑一角。


    十几分钟功夫，该办的事就办完了。有一位一直在观看棋战的秃头男人说：


    “毛，送他们去宿舍吧。”


    秃头是副厂长。毛是正式工人，办公室打杂的，留着一个ju花头，穿一双又黑又亮大皮鞋，经常夸张地捋着袖子看手錶，那时候戴手錶的人还非常少。我不喜欢这小子。他名叫毛红灯，挺革命的一个名字。


    我们正要走时，门外一阵自行车铃响。一个高个子男人打着哈哈进来，后边跟着一个扁脸的姑娘，矮胖，一脸雀斑。我突然认出了这个男人，在水利工地上认识的。这男人是公社团委书记，跟我们村里的刘三姐有点黏煳，刘三姐的二女儿，跟他是大脸剥小脸。下棋的二位胖子丢开棋，站起来与团委书记握手，打哈哈。团委书记说：“这是我妹妹。”又对他妹妹说：“这是金书记，这是于厂长。”还介绍了几个人。我感到很愤怒。书记说：“毛红灯，找几把椅子来！”毛红灯立即去找椅子，把我们晾在门口。厂长挤着一脸肥肉，笑得眯fèng着眼儿跟扁脸姑娘说话。“叫什么呀？”她羞涩地玩弄着辫子梢儿，酸熘熘娇滴滴麻苏苏地回答：“孙红花。”“啊，好名好名，好听，有意义，骑马要骑千里马，戴花要戴大红花嘛！在家干什么来着？”厂长问。孙红花轻飘飘文绉绉地回道：“在家治虫。”“治什么虫呀？”“哟，多着呢，主要是棉铃虫。”呸！不就是背着喷雾器喷药么，还“治虫”哩。我看了一眼方碧玉。她脸上看不出什么表情。这时毛红灯拎着两把椅子进来，一看我们还在门口站着，便说：“你们自己去吧，呶，就那排房子。”


    那是一排高大的青砖瓦房，有十几间，分两个门，门上很可能是那位毛红灯用狗爬似的红漆大字写着：“男宿舍”、“女宿舍”字样。我先陪着方碧玉进了女宿舍。


    这是全中国独一无二的女宿舍。房间宽六米，靠着墙用木桩子、高粱秸、苇席綑扎搭架起两排大通铺，上下三层。最后一层在房梁之上，离地足有三米高，有固定的简易木梯子可以爬上爬下。两排通铺之间的地面崎岖不平。我看到铺下生长着几堆小蘑菇，还有一条破裤头，这一定是去年的女临时工留下的东西了。


    屋子里已经有了几十个姑娘，或忙碌或静坐。她们妍媸不一，但穿着几乎青一色的蓝布衣服，个别的穿着花衬衫。我第一次嗅到了由女人的群体发出的气味。这气味并不美妙，但富有诱惑力。我分辨不出是谁发出了什么气味，就像猫分辨不出一盆鱼里究竟是哪条鱼发出了哪种腥味一样。对了，女宿舍里有一股子臭咸鱼的气味。


    一位黑瘦脸庞的姑娘站起来跟方碧玉打招唿。我恍惚在邻村见过她，大概也是个书记的女儿或儿媳之类的人物。


    “方碧玉，你也来了？”她很高兴地问。


    “宋金鱼呀，”方碧玉上前拉着她道手说，“你也来了？”


    “来当几天工人过过瘾呀，”她说，“俺爹说每个月能挣三十多元钱，交生产队一半，还剩十几块钱呢。挣到钱，什么不买也得先买五尺花布，fèng件小褂穿穿。”


    她很小，顶多18岁，脸上的五官团聚在一起，似乎还没有长开呢。


    我很入迷地盯着她的娃娃脸，她瞪我一眼，说：


    “你看我干什么？你是不是也要扯花布fèng褂子？”


    这句并不好笑的话竟让十几个姑娘咯咯地笑起来。


    宋金鱼问：“方碧玉，你住上铺还是住下铺？”


    方碧玉问：“你呢？”


    “我正犯犹豫呢，睡上铺吧，太高，爬上爬下的，成猴啦。我睡觉不老实，万一从上边骨碌下来，还不把腰跌断？睡下铺呢，不吉利，万一上铺有个尿床的，不正好流到我脸上了吗？”


    “那你就睡中铺吧！”


    “好，听你的，我睡中铺，你呢？”


    方碧玉想了想，说：


    “我睡上铺。”


    这时候毛红灯拎着孙红花的花铺盖捲儿，引导着团委书记和他的妹妹，朝着女宿舍这边来了。


    “马成功，你自己去占铺吧，我能安顿自己。”方碧玉对我说着，一只手提着铺盖卷，一只手把住梯子的横樑，矫健地攀到上铺上去。铺上立即嘎嘎吱吱地响起来。